“水能载舟，亦能煮粥。”这句网络时代的戏谑之言，却蕴含着人类文明与大江大河的历史渊源。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，长江始终如母亲一样，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滋养、文化滋养、生态滋养。不仅如此，作为横贯东西、辐辏南北的大动脉大通道，母亲河自古就以“北客随南贾，吴樯间蜀船”的大开大阖，引领着古代商业文明之先声。

茶、瓷、丝绸出其左右
在湖北省赤壁市有一个小镇，旧称羊楼洞，今叫赵李桥。虽更名多年，但“羊楼洞”这个称呼，在我国北方以及蒙古、俄罗斯等地，至今仍然响当当。从这里运送过去的“砖茶”一直为当地群众所喜爱。
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，茶叶从中国南方福建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等地出发，经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内蒙古，由库伦(今乌兰巴托)至恰克图进入俄罗斯，并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。这条茶叶之路绵延13000多公里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万里茶道”。
羊楼洞是这条万里茶道上一个重要节点。附近一带包括湖北、湖南等地的茶叶，在这里集散、加工后，经由长江水路到汉口，再转入汉江至襄阳上岸，汇入陆上的茶道，直通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国家。
翻阅整部中国文明史，就会发现，长江流域不仅创造过辉煌的史前文化和灿烂的楚文化，在秦统一以后，始终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中最重要一轴。包括稻米、茶叶、瓷器、丝绸在内的重要农业、手工业商品，无不出其左右。
唐代饮茶之风始兴于中国南方。《太平广记》记载，“南人好饮之，北人初不多饮”。茶叶的人工栽培也在这时候得到大规模发展。陆羽《茶经》详细记述了茶叶的生产、加工、煎煮、饮用之法。被称为“茶圣”的陆羽是今湖北天门人。据说他发明了煎茶之法，大大促进了茶饮之风的盛行和茶叶种植的普遍发展。
长江流域的湿润气候是茶叶生产成长的基础，而长江航道方便快捷的水路运输，让茶叶从东到西、从南到北，成为中国古代商贸世界里交易最为活跃的商品之一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道:“商人重利轻离别，前月浮梁买茶去。”浮梁在今江西景德镇附近，可见当地茶叶已经声名远播。
如果将视野拉长至更久远的历史，则可见长江流域的商业风气早已盛行。
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，制瓷业在南方出现较早，技术也较北方先进，直到北魏以后，北方制瓷技术方有明显进步。陆羽从饮茶的角度，称瓷器为“越州上，鼎州次，婺州次，岳州次，寿州次，洪州次”，对产于长江下游的越窑推崇备至。陆龟蒙更是盛赞:“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。”
到了明代，景德镇的瓷器已经是天下最盛。“弹丸之地，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”“工兴则挟佣以争，工毕则鸟兽散”。这里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。
丝绸刺绣更是长江流域风气之先的一个标志。早在先秦时期，长江中下游丝绸纺织技术就已达到极高的水准，特别是楚国的丝织刺绣艺术，以其精湛的技艺，绽放于列国之上。秦汉以后，长沙马王堆汉墓是继荆州马山一号墓之后又一个“地下丝绸宝库”。其中有一件素纱禅衣，身长128厘米，袖通长190厘米，重量只有49克，堪称古代的“皮肤衣”。
唐代最著名的蜀锦，起于巴蜀之地，经由长江水路运往中下游及北方地区，一时间大放光彩。“夜市卖菱藕，春船载绮罗。”江南之地丝绸贸易热闹繁盛。到宋元时期，江南的纺织技术达到高潮，长江流域作为丝织刺绣业中心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。据史料记载，宋代300多年间，著名的丝织物品种大多出产于江南及川蜀地区。
江河通道“网络”天下
《诗经》中有这样的诗句:“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;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”“汉广”“江永”，是人们通行远方的天堑难题。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在长江航运上做文章，将长江天堑变为“黄金水道”，使其成为水上运输“大动脉”。
“黄金水道”历朝历代承担着粮食、丝绸、食盐、茶叶、瓷器等商贸物品东传西递、南承北送的使命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、扩大人文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史载“伏羲氏刳木为舟，剡木为楫”。今天的考古发现也显示，早在新石器时代，我国先民就已经驾驶舟船，在长江流域开始航行。2002年在浙江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，是迄今发现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独木舟，距今已有七八千年。
数千年来，古代长江船舶经历筏、独木舟、木板船、桨船、木帆船的发展历程，推动了先民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。秦汉时期，造船业的发展已经达到较高水平。20世纪80年代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了多只木船模型，其中还有结构复杂、有23支船桨的大船。
远古时期，在生产力的限制下，原始的航渡状态持续了千年之久。至春秋战国时期，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需求的推动下，对航道进行开发治理已经出现。各诸侯国开挖大大小小的地方性运河。自然河道航运的拓展和人工运河的开凿，成为日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商品流通水上运输网络的雏形。
早在春秋晚期，长江下游的吴国在扬州筑邗城、开邗沟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联为一体。秦灭六国后，为解决秦军给养运输问题，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挖人工运河灵渠，长达30多公里，引湘江之水注入漓江，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。
大运河，将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、海河五大水系紧密联系起来，将长江南北的经济文化联结起来，使位居北方的政治中心，得到南方源源不断的物质供养。隋唐以来，经济重心南移趋势已显。安史之乱以后，唐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江南地区。正如韩愈所说:“赋出天下，江南居十九。”长江边的扬州城，更是全国商品聚散的大都会，一时间“夜市千灯照碧云，高楼红袖客纷纷”“夜桥灯火连星汉，水郭帆樯近斗牛”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“扬州富庶甲天下，时人称‘扬一益二’”。扬州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益州并称。
开放纽带连江接海
早在史前时期，长江流域文化就表现出较强的开放性特征。不仅流域内各个史前文化之间的往来已经频繁，与邻近地区文化的接触也有很多。比如在石家河出土玉器中的凤、虎等造型以及羽冠持钺人物像，也传到了同一时代中原地区的陶寺、石峁，以及川西的宝墩等文化中。
秦汉以后，文明的开放性、包容性特征并没有改变，这也是中华文明持续性的密码之所在。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，古代的“丝绸之路”，除了由西汉都城长安通往中亚的线路外，在西南地区，从四川、云南进入缅甸、印度等地，还有一条早期的民间通道。这虽是一条山水险阻、通行不易的羊肠小道，但是通过这条商道，长江流域的丝绸、漆器等也向西南地区输出。有人称这条商道为南方“丝绸之路”。
被称为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出海通道，早期的起点在广州，通向印度洋沿线。六朝以后，长江口也已经是重要的起点了。盛唐之际，国力强盛，呈现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态势。长江北岸扬州港接近长江口，成为海、江、河中转枢纽港，是古代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起点。
如果将长江看作一条横轴，西南的南方“丝绸之路”与东部的海上“丝绸之路”，此时已经构架起一个古老的“H”型开放架构，虽只是一个雏形，却为中国古代的文明进步奠定了开放的基础。
20世纪80年代，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提出了以海岸带和长江沿岸为国土开发、经济布局战略重点的“T”型发展战略，以沿海为一个战略轴线，沿江为主轴线形成整体发展的空间格局。由于沿海与沿江形如一把拉开的弓箭，有些研究者也常以此来形容长江流域引弓待发的开放态势。
实际上，这种“T”型开放的格局在中国古代已有雏形，并形成了内陆流域文明与海洋文明并发的趋势。可惜的是，这个开放格局遭到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破坏，戛然而止。直至鸦片战争以后，帝国主义侵略者用枪炮和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。沿海与长江，反而成为列强们进据、掠夺和瓜分中国的通道。
这一时期，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和地处长江中游的汉口，成为近代商业文明的先声之地。“十里帆樯依市立，万家灯火彻宵明”的汉口，一度是中国最大的茶港。1861年，汉口开埠，外国茶商纷至。随着万里茶道的兴盛，当时的俄国茶商，几乎操纵了汉口砖茶市场。
一方面是近代工商业的兴起，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在华的肆意掠夺，让清末湖北的新思想萌发得更快，为一场改变两千年传统帝制的历史巨变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