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南省的小刘固村，像是变成了循环农业的朝圣地。
2014年，三轮车司机曹师傅载了一个不太会说中文的日本老头，去一个当地人没太听过的地方——小刘固农场，曹师傅一路忍受着粪味儿，源头是老头儿背的胶皮鞋，他是研究粪便堆肥的。
几年后，曹师傅变成小刘固农场的御用出租车司机，接送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。前后有1200多人来小刘固参加过培训会，投奔“日本农业专家”川崎广人。
这个70多岁的日本老头，喜欢戴嵌着五角星的迷彩军帽，他是日本共产党员，信仰基督教，退休后来中国推广堆肥技术，说为了替日本军人赎罪，也为了寻找个人价值。
比起“川崎老师”，更希望别人叫他“老兵”，他认为“现在做农业的人需要和长征兵一样的信念。”
农场的办公室，墙上贴满了大字标语，有马克思名言，有中国特色四字式人生总结……。
川崎的四字式自白。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于亚妮
他要求员工工作时不喝白酒、不能撒谎、打扫厕所、学习日本丰田公司采用的PDCA（Plan计划, Do实施, Check检查, Action处理）工作方法。
农场办公室窗户上贴着川崎的要求和写给来访者的话。
小刘固是川崎在中国的根据地，他已经在这里坚守了5年半。
2019年年初，有人在网上质疑川崎这个农业专家华而不实、小刘固农场产品作假。农场的产品销量因此直线下滑。
川崎认为这是恶意诋毁，是“网络暴力”。他无法容忍这一切，只要在他面前提起质疑小刘固的人，他的斗志就瞬间燃起，不管你是大学教授还是记者。
平静下来时，他也会失落，用日语跟来访的记者说，日本人的心像玻璃一样脆弱，遇到些难事，心里就会变得焦灼，甚至脑袋也变得奇怪。现在农场销售搞不好，中国人心很强，觉得破产就再干别的，但是日本人不会。
“农场的事并没有全部告诉川崎”
73岁的川崎广人坚决要打官司，农场主李卫不赞成，身边人多数劝他算了，费时费力。
惹怒他的人叫孙伟，农场2018年的学员。孙伟此前在北京工作，做过电商运营，辞职后在网上关注到川崎广人。
他抱着好奇心来到农场。刚来第一天，就因嫌弃农场的环境离开。后来又在网上和当时农场负责人吉忠顺联系，要发挥所长，帮农场做线上销售。
农场缺的就是销售人才。
孙伟来农场后，在平日工作中发现了问题，他认为农场“倒买倒卖”，从其他地方收购鸡蛋、大米、蜂蜜、草莓等再转卖；在网上“非法集资”；他还推测川崎的微博不是自己写的，是被李卫利用，在微博炒作情怀，靠情怀卖货。
小刘固农场办公大院及宿舍。
农场主李卫和吉忠顺也承认，确实存在售卖其他农场产品的情况。不过他们强调，产品的质量是经过农场考察合格的，非农场自产的产品，前期标注不清晰，后期在微博上已有说明。
肉唐僧（注：徐志戎的网名）曾经帮小刘固农场售卖鸡蛋，他告诉记者，自己两次接到农场学员的私信，告诉他农场鸡蛋是外购的，跟李卫交涉，李卫说是有误会。
李卫告诉记者，外购的原因是农场鸡蛋不够，她后来把这个情况告诉肉唐僧了，至于肉唐僧有没有跟消费者说，她不清楚。
肉唐僧后来决定下架鸡蛋。
川崎在微博上解释，小刘固销售的产品80%是自产，也销售一部分调查合格的、朋友农场的产品。他告诉记者，如果只卖自己农场的产品，很难生存。
关于农场众筹的20多万，川崎非常肯定——这部分钱全部用于农场投资，没有拿来发工资。
李卫称自己并不知道这笔钱怎么花的，她当时把农场全权交给年轻人吉忠顺。
吉忠顺则告诉记者，去年农场发不出工资，快递费欠了几万块，无奈之下发起众筹，这些情况李卫应该知道。
这些钱的用途，吉忠顺称跟川崎汇报过，说用于草莓大蒜种植等，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按照约定来花这笔钱。
“农场的事并没有全部告诉川崎，”吉忠顺坦言，说是李卫怕川崎担心。
至于原创微博，川崎为自证清白，写微博时让学员全程拍照，微博照片直播。
“我不说谎言，说谎言的话，切腹了”
川崎确实担心农场的经营问题。在难以为继时，重要收入是堆肥技术培训费。每人500块，为期两天，包括听课和实地参观。
2019年6月的培训班共收了22000元，川崎跟记者说，“对于你们在大城市上班的记者，可能不是什么大钱。但是对于农场来说，是很重要的收入。”
开课前，川崎提出要收记者500块钱听课费，这样就可以把讲义ppt（注：幻灯片）发给记者。记者说自己不学技术，感受下培训班氛围就好。川崎坚持认为，不学技术，就无法了解他。
交涉无果。凌晨一点多记者收到川崎的信息，若记者能让身边的法律人士帮助他，可以免掉500块听课费。几天后，记者答复可能帮不上忙，川崎又把500块钱要了回去。
培训班收费也是孙伟质疑的一点。他觉得川崎不是专业出身，不懂农业，给学员讲的知识并不准确。
虽然他没参加过培训班，二百多页的ppt也没怎么看，他本人也不太懂农业。
孙伟把质疑发在微博上，删除时阅读量大约有200万。农场的产品销量因此受到严重影响。川崎苦心经营了5年多的农场，刚刚有了盈利的苗头，就遭遇重创。
2019年6月，农场的番茄滞销。
川崎在微博宣战，要和孙伟对峙公堂。他把孙伟视作“恶魔”，反复跟记者强调，在日本，在网络上散布谣言的人会受到严厉惩罚。
除了推广循环农业，他找到了新的使命——「一生をかけて、中国のネット暴力と戦います(用尽余生，和网络暴力战斗到底)」。
“一般要起诉应该到法院而不是在微博。”孙伟不甘示弱，他说自己也要起诉小刘固虚假宣传，非法集资。
李卫和川崎在起诉这件事上有分歧，川崎很坚决，认为这件事关于维护“正义”——「正義がない農場にいる意義がない(留在一个没有正义的农场是没有意义的)」。
他觉得委屈，“我不说谎言，说谎言的话，切腹了。”更多的是气愤，“我讲课指导赚钱给他们发工资，自己不拿工资。我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开始干活，他吃完早餐就回宿舍偷懒休息，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质疑农场？”
川崎晚上在办公室工作。
孙伟称有学员支持他，将来会出庭作证。也有人力挺川崎，肉唐僧告诉记者，虽然他认为农场经营存在问题，但是他认为川崎值得信任。
2014年，肉唐僧曾想把川崎从小刘固挖走，川崎告诉他，在自己没有饭吃时，李卫收留了他，他不会背叛。2013年，川崎背着30公斤的行李包，在中国农村“云游”，推广堆肥理念。最后接纳他的建议进行实践的，只有李卫。
李卫记得川崎问过自己，“你为什么信赖我说的无化肥无农药，一般人不敢这么说。”李卫告诉川崎，自己不懂农业，她信他这个人。川崎感谢李卫的知遇之恩。
川崎不肯离开小刘固，肉唐僧于是决定帮助农场，农场总得有赚钱的买卖。2015年，他教农场养鸡，从小刘固订购鸡蛋，还借给川崎5万块钱。
肉唐僧听说川崎把这5万块钱锁起来，把钥匙挂在裤腰上，说是养鸡专款，谁也不许用。后来赚钱了，川崎很高兴，把5万块还给了肉唐僧，说这是自己到小刘固以来第一次赚钱。
“农场能够坚持到现在还没倒闭，是一个奇迹”
几乎所有人都认为，农场管理存在问题。
李卫反思，她不该把农场全权放手给年轻人。
她不喜欢农业。2009年，父亲病重，李卫被“逼上梁山”，接手农场。责任感让她无法撒手，她听从朋友的建议发展循环农业，由于没有销路，农场一度荒置。
川崎的到来给了李卫希望，她包吃包住，提供农场给川崎做循环农业实践地。
川崎来中国后感到孤独，靠蹩脚的中文，听不懂河南方言，没法和人深入交流。他在小刘固村也跟农民讲自己的理念。农民们不听他的，他晚上讲课，没人去听。
“很难依靠旧农民，必须培养新农民领导人。”川崎改变想法，农场开始办短期培训班，也招收长期学员，他希望选拔部分学员去日本，学现代化农业知识回来。
学员宿舍。
2018年，年轻人吉忠顺来到农场，虽然他也不太懂农业，李卫把农场放手交给他，包括20%的股份。她说自己想休息一下，也给年轻人提供机会。工商信息显示，农场剩余80%的股份，由李卫女儿持股。
吉忠顺告诉记者，介于日本人的身份，川崎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股东名单里。川崎在一份公司介绍中标注，自己和李卫分别持股40%，60%。
吉忠顺在农场工作了一年零四个月，今年端午节前，他的父母来小刘固，看了农场的情况，让儿子回家找对象。吉忠顺去年从北京辞职，来农场投资，想践行自己的农业理念，到头来带着无奈离开。
他不堪重负——外界以为农场很赚钱，但实际上并没有盈利，他自己也搭了钱。他认为按照去年的情况，农场想达到收支平衡，销售额要达到200万，去年刚达到这个数字。
财务管理不善，物流无法保证质量、不断给顾客赔付，种植出现问题、没有产品可卖，诸多因素造成农场的财务困境。
吉忠顺走后，农场像是一下失了主心骨，办公室人员和其他学员临时接手工作，焦头烂额。
赵冉峰2016年曾在小刘固工作过，在他看来，“农场能够坚持到现在还没倒闭，是一个奇迹。”
他认为农场最大的问题在于只有推广理念的人，没有执行的人。
赵冉峰2016年在农贸市场卖葱时，和李卫谈起了有机农业，他随后被聘请到农场负责种植。他来到农场后，听川崎的办法不用农药，靠物理方法解决问题，制作了辣椒水、大蒜叶等解决病虫害问题。
效果并不理想，那一年蔬菜绝收，赵冉峰因此离开农场，他说农场至今欠他两个月工资。赵冉峰觉得川崎是一个循环农业理念的布道者，但实践能力比较弱。
在农场工作了一整年的吕和薇也在今年4月离开了农场。她当年去上海找工作，入职前一晚接到农场打来的电话，第二天就拎着行李到农场了。她认为日本的食品安全做得好，关注了川崎的微博，报名来工作。
农场经常停水停电，上厕所洗澡不方便，伙食大多只有素菜，吕和薇没受过这样的苦。把她留在农场的，是天南地北的小伙伴。她觉得他们吃苦耐劳，待人真诚，互帮互助。
农场伙食多是素菜。
去年秋天，负责种植的年轻人辞职，农场没有懂种植的人，找了当地村民种植，没有收成。冬天农场蔬菜供应链断裂，工资发不出来，学员们士气低迷，纷纷辞职。
吕和薇临走时，川崎送了她一幅字，上面写着“在工作上没平坦路，只有挑战爬上陡峭的上坡路，能到达希望山顶。--马克思”。
川崎送给学员的字。
川崎并不知道，吕和薇没有把字带走。“我对小刘固应该也画上句号了，不会再来了。”她把那幅字贴在了宿舍的墙上，但心里还是敬佩川崎，“第一他坚持了，第二也因为他的存在，那么多人来到小刘固，了解循环农业。”
“希望不是别人给的”
好多年轻人在农场看不到希望。2018年年末，川崎在微博里反思年轻人离开的原因。
他承认原因之一是他能力低，另外没有资金、种植能力也不够。可是他又反问，全球还有没有具备很多资金、制作堆肥、施肥、种植、销售、管理各方面能力兼备，还愿意来农村做实事的人？
找不到这样一个人，所以他来做。
川崎对很多年轻人有期待，这样的人离开时，他晚上睡不好觉，会用几周时间反省和自我批评。
他觉得希望不是别人给的，是通过学习、工作、困难、烦恼、努力等考验后自己找到的。
“因为我学习多，体验多，经受住了很多考验，才认识到这么人生价值，从年轻人来看短期了解我的想法很困难。”
川崎很清楚，只有农场成功了，盈利了，才能证明给大家看这条路行得通。2019年，他给农场设定的销售目标是400万，农场请来了有经验的种植专家张青德，让他感到安心。
也有执着的学员。迄今为止，川崎送了两个中国学员去日本培训。
其中一人是刘哲。他为了去日本学习，2017年9月去长沙学日语，川崎帮他垫付了6000多块学费。
刘哲在日本丰桥种苗公司做研修生,是第一批中国研修生，每月有工资。其他一起学习的是日本学员，学习两年，自己有地，学成后回去种地。
刘哲到日本后，对日本的温室设备、公司经营管理方式、农业技术科研等印象深刻。他记得川崎说，中国年轻人很少做农业，而农业转型需要素养更高的人来做。
有时候，刘哲觉得川崎老师挺可怜的，也让他感动。
刘哲在农场时，夏天大棚旁会长很多草，引来虫子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，腾不开手去割草。
一天大中午，川崎就戴一个帽子，包个蓝色头巾，穿着工作服，戴一个围裙，蹲着或跪着割草，割一会儿就要站起来喘几分钟。
川崎吃完早饭在农场大院剪枝。
“那么多草，长到人肩膀高，他根本割不完的。”刘哲觉得这几乎是徒劳，但川崎就像不知道一样，还是这样做下去，“就像做小刘固农场、推广循环农业一样。”刘哲不忍心，川崎叫他帮忙，他就跟着一起干。
刘哲未来打算从日本把所学的带回小刘固，包括制度，现在“明文规定很少，有时候会显得比较乱。”
“有志不在年高”
73岁的川崎对工作像是有用不完的热情。硕士学历的他想读博士，7月13日在微博上发表投书——《有志不在年高，我愿意在你的大学读农学博士》。
他认为73岁的自己头脑没有老化，还像初中生一样，农业需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，从研究推广循环有机栽培技术来看，年龄大是优势。
三年前，他对澎湃新闻记者说，他要留在河南农村，如果在这样的地方能把循环农业做成，在其他地方也没问题。
如今，他也会考虑，如果去交通更发达、理念更先进的江浙一带，推广理念或许容易些。
他今年一月份在微博上询问，浙江省有没有愿意雇用70多岁老头的公司？尽管他也知道，很难有人会像李卫一样愿意接纳他。
川崎在微博上写小刘固现在“有点儿成功”，2019年将“大成功”。在偶尔夜深人静时，喝着小酒，嚼着鱿鱼丝，他也会困惑，怀疑现在做的事意义何在。他知道，如果他离开了小刘固，农场就会倒闭。
6月7日的培训班，又迎来了新一批年轻人。
学员们来自广东、江西、浙江、东北等省份，有六七十岁的大叔，也有20多岁的姑娘，多数还是30多岁的男性学员。
有人是专业农民，也有人从事安卓程序开发、公司财务……有人来学习堆肥技术，有人来考察有机农业的可行性，也有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，想来看看。
川崎带培训班学员参观堆肥厂。
学员来到农场，有的在门口“小刘固循环农业示范基地”照相，看见川崎像见到偶像，要合影留念，索要签名。
培训开始，川崎在农场昏暗的教室里，卖力地讲着一口日式中文。
发音多是一声和四声，语法有时也按日语的来，把动词放在句子后面，例如“低投资低成本自制农家肥回到”。
讲台下20几个人，随着川崎一声四声的发音，努力在脑海里重新理解汉语。初次听，有点听不懂。天棚上风扇嗡嗡作响，坐在后排的人听不清楚，聚精会神几小时后，有人就放弃了努力。
太阳当空，午后燥热。不少学员吃完午饭，去教室休息。川崎带纪录片编导房满满去田间拍摄。
房满满此前在日本留学，日本农民的富足生活、日本民众对农民的尊重，让作为中国人的她感到强烈反差。
她觉得川崎在中国也一定感受到了这种落差感，“（有机肥）在日本如此普遍，为什么在中国会这么难，而且还是他一个日本人来做。”
川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，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，他曾给河南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寄手写信，还没得到期待的回复。
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、博导李季在2016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介绍，“目前，日本的有机肥料占比是76%（包括堆肥、物理肥料等），化肥只有24%。我们国家有机肥是20%，剩下来80%都在用化肥。”
过量使用化肥造成耕地板结、土壤酸化，对粮食安全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都造成影响。中国农业部在2015年制定了《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》和《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》。
中午拍摄结束后，纪录片编导满头大汗回到农场办公室稍作休息，川崎又赶回教室开始下午的讲课。
下午的课，学员们懈怠了不少，教室里六七个人趴着睡觉，还有学员脱了鞋，舒舒服服躺在屋子后面的沙发上，正对着讲课的川崎。
川崎依然卖力，为了表达清楚，他借助肢体语言，时而蹲下、起身，手里拿着一根小棍，当成铁锹。